“从‘但是’以后开始说！”

   袁 莉

    “看完以后有一种‘有意为之’的感觉，整部剧都是一个调子，不是太自然。是否可以增加一点亮色在里面？”“动作构成可以再丰富，不要在一个定点上折腾，舞蹈要流动起来。”“音乐上‘动静’大于‘动情’，结构上有骨架缺血肉。”“形式媒介使用很丰富，但现在形式和内容还是两张皮。”这些直言不讳的意见，出自近日国家艺术基金某滚动资助项目专家研讨会上的专家发言。

    类似的场景在国家艺术基金成立四年多以来为其资助项目而组织的专家研讨会上并不鲜见，与会专家因意见有分歧而争辩得脸红脖子粗的现象也常有发生。无论项目申报单位是国有大院团，还是民营小企业；无论项目主体是经验丰富、获奖无数的艺术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字辈，人人平等、无一例外，都只能凭作品说话。

    这种只看作品、不看情面的研讨模式，近年正在逐渐形成。这来自于文化界内部的呼声，也是国家再三倡导的结果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在我们还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等现象的文艺创作界，不仅需要高标准严要求的创作，也需要尖锐有效的批评，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要善于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中国人向来讲究“面子”，说话要留几分余地，习惯说好话、说好听的话，即便真有什么意见要提，也会“先扬后抑”，待好话说尽，再以“但是”开头来委婉提出一些异议。如此惯例，几成沉疴。确实，在一个领域呆久了，无论做创作还是搞研究，可能都会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在研讨会上因意见不合而短兵相接，以后“还能不能好好做朋友了”？其实，这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团和气的氛围，绝不会成为产生伟大艺术作品的温床。长期缺乏良性的沟通、碰撞、鞭策与激励，文化艺术从业者既无法正视自身的问题，也很难吸收新鲜的艺术养分，容易囿于故步自封、自说自话的小天地而无法突破。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家有表达的权利，无论怎样创作，都是艺术家的自由，和评论家关系不大。然而，艺术价值的高低自有定论，优秀的艺术家更须具备责任感。越是流传广的作品，越是要承载其对社会的使命感和影响力。只强调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而罔闻艺术规律、客观真理与时代要求，无法产生接地气、立得住、传得开的伟大作品。

    创作与批评，对于文艺事业来说，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两者相辅相依、不可偏废，但却常各执一端、彼此较劲，这才是正常的文化生态。自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布以来，文化界“一团和气”的氛围逐渐有了变化。以国家艺术基金为例，从成立初始，就为专家研讨会定了基调：对已经过层层遴选的入选作品，要发挥精耕细作的工匠精神，抱着“鸡蛋里挑骨头”的心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望闻问切”，找到病根、开出良药，使其精益求精、不断打磨、“七稿八稿没完没了”，直至臻于完善。使笔者印象深刻的是，针对有些专家“该怎么说”的问题，主持当场研讨会的基金负责人态度很坚定：就从“但是”以后开始说！

    当然，在面对作品时，评论家绝不仅仅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更不是展示个人独特观点的秀场演讲。“批评不可滥用，尤不可妄用，须有相当的学养，有公正的见地，有远大的眼光，有绵密的思想，方可举起批评的权威，而确定一切重新固定的价值。”（王统照语）。若要达到有效、有力、有公信度，还需评论者在批评精神、审美标准和评判标准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反复观摩、缜密全面的思考。因此，为了能一语中的，鼓励其优异、指出其不足，扎扎实实说到点子上，评论家们往往也并不轻松，一部作品翻来覆去看七八遍、笔记密密麻麻做了几大页，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参与作品研讨会，这在文化界已非常普遍。

    有了专业、公正、优秀的评论家这层“关口”，创作者就会既踏实又忐忑：踏实的是，有行家里手把脉，作品会离“高峰”更近一点；忐忑的是，创作过程中哪怕有一点点投机取巧的小花招，恐怕都逃不过专家们的“法眼”。几年下来，一些有“火药味儿”的文艺研讨会已经在文化界赢得了声誉，对于创作者来说，“追求艺术上的精进”已从最初为了“应对厉害的专家”，逐渐演化成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和自我要求。

    “舍其旧而新是谋”，破坏与创造是批评包含的双重内蕴。“从‘但是’以后开始说”，说完之后呢？问题不能被搁置，而是要踏踏实实去解决。一个好的作品，只有经历千锤百炼，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是以艺术创作者和评论家为主导的文化从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对中国文化建设提出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