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文明互鉴语境下 中国文化元素的有效传播

　　——评跨文化传播案例库的当下价值

　　于 丹

　　去年夏季，我在澳大利亚介绍中国文化时提及《孔雀东南飞》的开篇“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当“徘徊”二字声音未落时，一位满头金发的小男孩举手示意我他有疑问。他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无论是在中国的中学、大学课堂还是大众视域中，小男孩所问出的问题应该不会在中文语境中被问出。小男孩特别认真地问道：“请问是几只孔雀?”这个问题使我更为深刻地明白语言差异背后带来的思维差异。英语中的名词有可数不可数之分，对应的数词和量词会有单复数的差异，而汉语中的名词出现时，可以不必有单复数的硬性规定。在中外文化的互动交流中，诸如此类的触动绝非偶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走出国门的大场面文艺汇演曾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种现场看似热闹、过后往往难见成效的文化传播方式不能不引发学界思考：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元素如何能够实现有效传播呢?

　　早在1964年，麦克卢汉便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现代科技的飞跃发展，极大地缩短了地球上的空间距离。近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8次会议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也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世界性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便利，整个地球如同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村落一样，未来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写完《美国人的性格》这本书后，在后记中便提到，“在经济上我们全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分工合作的体系， 利害相连，休戚相关，一个世界性的大社会业已形成。但是各地的人民却还有着他们从个别历史中积累成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少价值标准是不相同的。同样一件事、一句话，可以在不同文化中引起不同的反应。”

　　比如我们在蒙学教育中经常会提到的“孔融让梨”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一直是谦让有理，诠释出“悌”这个中国文化伦理范畴。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国际受众的反馈可能会让中国人群大吃一惊，有些国外受众认为这是孔融不诚实的体现。如何看待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观念差异，这恐怕是中国文化有效传播的一大难题。费孝通先生指出了一些方式，比如用理解的方式去说服个人，用感情的方式去取信于人。美国著名议员福尔布莱特在其著作中也曾提到，跨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获得一种移情能力——能够从他人的角度看世界，能够承认他人有可能看到我们不曾看到的东西，或者比我们看得更仔细。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要主动交流，而不是强行灌输、强给硬塞——归根到底，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一个口号，也不只是我们背下来的四大发明，它是从孩子到老人，在生命的每一个季节都能对自己的文化存有一份骄傲，保持一种苏醒。只要人们都有了这种感觉，才可能拿这个和世界对话。文化自信也意味着既能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也能坦然对待那些不喜欢我们文化、甚至批评我们文化的那些声音。

　　通过那些批评之音，我们要去深入到中国文化精神和文化内核之中，分析那些批评是否属于文化误读、中国文化是否在传播过程中存在或发生变异，是什么因素导致其产生误读及变异。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探究，才能更好地应对中国文化元素对传播对象所产生的影响。中国是“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是“大块头”，不是“墨菲斯托”，习近平主席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时曾如是说。这一介绍方式运用了西方世界普遍熟知的“墨菲斯托”形象，不仅易于拉近受众的心理距离，还便于解除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读和曲解。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对话是必由之路。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文明互鉴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借鉴、融合过程中体现出来。2015年5月，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时，讲到了“200多名苏联飞行员援华抗日牺牲在中国战场”的故事;10月，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的讲话中，谈到同时代的“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倡议中英两国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2015年11月，习近平在越南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时，讲到了青蒿素与越南的故事;在外交场合，习近平主席多次与外国领导人一同“茶叙”，通过中国茶讲故事、共话友好未来。

　　正如一直致力于跨文化研究的乐黛云教授所认为的那样，只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异性，就很难达到理解和沟通的目的，但如若不强调相异性，则又会发生混同融合等情形。差异建立在对自身充分了解、充分认识并足够理解对方的基础上，它需要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平和的心态、双方想要相互了解的渴望。在各个民族的不同思想中，具有一致性的认知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可汇聚在一起并从内部相互证明。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在向国外观众介绍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时主张使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传播方式，实际也证明这对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来说无疑是极为有效的国际传播途径。

　　正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遵循跨文化传播规律、聚焦“一带一路”这一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公共产品，寻求全球化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故事性、传播点、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元素;以不同文明视域下的文化符号比较，探寻中国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合理性的国际表达方式;从思想领域、艺术领域、生活领域等视角切入，对比研究中外哲学思想、国家形象、精神建构、文学艺术、建筑艺术、节令习俗、生活习惯、运动休闲等方面，挖掘中外文化中的契合之处;以手牵手结对子的方式，完成“孔子与苏格拉底”“龙与Dragon”“茶与咖啡”“春节和圣诞节”“太极与瑜伽”“故宫与卢浮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潘查希拉’协议”“希望工程音乐教室与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等多项案例的传播比较研究。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人所共有的，是思想”，也正基于此，泰伦斯才会认为“虽说不认识的人无比多，但至少我总‘能’理解他们。”跨文化传播案例库的研究与搭建不仅是对具有代表性的中外文化符号所作的跨文化传播路径分析，更是在总结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汲取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获得中国文化互动传播发展的借鉴与启发，同时尽可能具体地提出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能够实际解决传播问题的方法与策略，尽量避免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禁忌与冲突，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原料、找准方法、铺平道路。

　　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无论何种文化，当其在“异”的语境中进行跨文化传播时，离不开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尊重，离不开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文化基因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发展、传播的基本因子，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元素在国际视域中的有效传播，正是立足文化基因、基于平等与平和心态之上的自立与自信。《尚书·尧典》里所说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指的是各有特色的多种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而不是融为“一邦”、融于整齐划一的声音。文明互鉴语境之下中国文化元素是否能够有效传播，离不开“协和万邦”、全世界各个民族普惠发展的美好愿望与有效行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跨文化传播案例库中的每一个案例探索只是文明互鉴宏途之中的微小一步，但我们希望这样的步伐能够坚持得更久、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