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欢
在通江县杨柏乡仙人嵌村潘家大院后山,一座简易的墓碑静静地立在竹林中,墓碑上老红军潘家珍和丈夫刘子云的黑白照片被擦拭得干干净净。在潘家珍诞辰一百周年来临之际,她战斗一生、革命一生的故事在后人的讲述中再次清晰起来。
“我姑姑是1915年农历12月出生的。”潘家珍的侄子潘安明回忆。当时潘家珍家境十分贫寒,上有哥嫂,下有弟妹,一家人靠种地艰难地维持生活。潘家珍8岁时,母亲去世。家里穷得实在没办法,刚过完春节,就被卖到太平乡地主家抵债,割猪草,洗尿布,挨打受骂,受尽折磨。潘家珍12岁时,又被转卖给地主杨家做童养媳。家人担心地主家嫌她脚大不要她,用白布条把她的脚紧紧裹起来,潘家珍疼得实在受不了,悄悄放了脚,但脚趾已经变了形。在地主家,地主婆稍不满意就用绣花针扎她的手指,用锅铲子把她打得头破血流。她得伤寒发着烧,被关进牛棚三天三夜,不给吃不给喝,没人问没人管。实在熬不下去了,她就偷偷回了家。
1933年春,她在杨柏乡的沙河坝放牛,听到一些“过路子”说红军来了。第二天她偷偷跑去赶集,听了红军的宣传,知道红军是为穷人做主,劫富济贫的队伍。后来,她暗中去找已经参加红军的潘太珍,被领到红军队伍里。红军首长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冬女子。”原来,那时穷人家的女孩子没有名字,因为是冬月里出生的,家里人喊她“冬女子”。首长便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潘家珍”,近20岁的她从此才有了大名。
潘家珍参加红军后,开始在洗衣队,后到了宣传队,再辗转到乡苏维埃任内务委员。1933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起第一支正规化的妇女武装——妇女独立营。那时的潘家珍已是共产党员,组织上调任她为妇女独立营第二连指导员。在革命战争的熔炉里,她一边作战,一边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几年功夫,大字不识的潘家珍不但能读书看报,还能写短小的文章了。
1935年4月,潘家珍随红军北上,在长征路上,她负责掩护和护送伤病员。出于工作考虑,组织给她配了一匹马。但潘家珍很少骑过,总是将马让给伤病员。在阿坝,有一天红军主力部队全部上了前线,敌后方的部队突然从后面杀来,千钧一发之际,潘家珍挺身而出,当众宣布“我现在就是连长,一切行动听我指挥,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宣布完毕,潘家珍立刻组织伤病员和敌人战斗。
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越过天兰公路,与红一方面军在陇西的会宁城胜利会师。欢庆时刻,潘家珍和在草地行军中结下深情的刘子云结婚了。若干年后,刘子云回忆起当年说:“潘家珍才叫了不起,干起活来泼辣、干脆,我很佩服,她凭借着‘三寸金莲’的‘改足派’,走完了历史上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真了不起。”
全国解放后,潘家珍先后在武汉、广州等军区工作。日子好过了,但在生活上,潘家珍始终艰苦朴素,不讲排场,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儿女和亲属。她曾说:“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给共产党丢脸。”
大儿子刘松新还记得,母亲讲的那些革命故事,说的那些话:“我们红军在长征路上,捡到马骨头都舍不得丢,烧焦打成骨面子,在饥饿时,大家分一点吞下接着战斗。”每天早上醒来,看到地上有脚印,人就是走了的;如果还在蒙头大睡,那就是饿死或者冻死了的。“革命是艰苦的,但又是幸福的。现在你们虽不会再去吃骨头面子,但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要继承和发扬光大。”潘家珍的这句话被刘松新兄妹4人一生铭记。
潘家珍参加革命40多年,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她为革命顽强战斗、英勇拼搏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