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正学的红军路
实习生王中雄
从巴中出发，沿着曲折的山路驱车近5个小时到达通江县诺水河镇，今年96岁的鲜正学老人就住在这里。鲜正学13岁参加童子团，跟随红军长征，高台战役中，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成为参加实战的幸存者之一，如今他是高台战役唯一在世的幸存者，中国多数有关高台战役的史实资料都是从他口中获得。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告别鄂豫皖，在通江县两河口入川，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川陕革命苏区。短短两年多时间里，红军部队由入川时的一万多人，迅速扩充为十余万人，这离不开党的宣传工作，红军发展到哪里，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因此不断有人加入。
1933年秋后，年仅13岁的鲜正学在南江县上两镇由苏维埃内务主席、妇女主任王永和，区委书记黄仕天介绍加入共青团，并参加红军童子团，两个月后，任区委童子团指导员。
在中坝运输胜利品的路途中，鲜正学遇到了时任红33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的王维才，王维才想让他从童子团调到军政治部当宣传员做群众工作，但童子团连长却不同意。提到当时的情景，鲜正学记忆犹新，他说，是当时的总保卫局长蒋立贵给连长写信硬把自己拉过来，信上说：“连长同志，鲜正学在运输连是个小孩，我们军政治部需要一个宣传员做宣传工作，你给也给，不给我也要定了。”
就这样，鲜正学从童子团运输连到政治部做了一名宣传员。作为先头部队的宣传队，要在部队没到之前就把宣传工作做好。通常，鲜正学和两个小伙伴一道，每人背着三个装着标语的大背包，看到房子就用手摸一下，墙壁光滑就开始贴，第一个人刷浆糊，第二个人贴标语，第三个人拿干刷子刷几下固定。夜行军宣传时不准说话，也不准点火把，还要跟上部队一晚160多里的速度。“千军万马的部队，跟老百姓说清楚了，老百姓就很欢迎，不跟老百姓说清楚，他们就认为你是土匪，各项工作都不好做。”鲜正学说。
1936年3月，红军开始长征，鲜正学记忆最深的是过草地。茫茫的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许多红军战友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弹下，却死在了草地上。”在谈到这段往事时，老人的手止不住地发抖。表面上看起来和平时一样的草地，却时常有“埋伏”，在淤泥不知有多深的地方，只要一陷进去，就会越陷越深，再也无法爬出来。
1936年12月30日，西路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团攻克高台县城。1937年1月12日，马步芳调集部队2万余人，在大炮的配合下，攻击高台县城。
董振堂率领2000多名红军战士，被10倍于红军的马家军包围。由于没有带电台，部队与西路军总部联系不上，加之缺少弹药，几乎全军覆灭。
1月20日，在坚守九天九夜后，眼看着城门守不住了。由于年纪小，鲜正学和他的宣传队伙伴被长官要求躲在城门背后的夹缝里，鲜正学躲在最里面，也正是因为在最里面，他亲眼看到了董振堂被敌人割下头颅。
说到这里，老人已泣不成声：“马步芳部队喊话说缴枪不杀，战士们缴了枪之后，他们闯进来用刺刀一刀一个地杀，眼看着10几个人，一会儿就身首异处……”
藏在夹缝中的鲜正学和伙伴们最终也被敌人发现，由于他在最里面，他前面的两个小伙伴依次被杀，轮到他的时候，有人挡住了：“莫再杀了，莫再杀了，留一个吧！”鲜正学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只看到倒在血泊中的战友。
杀鲜正学的人被拦下，但他并没有脱离危险。“我一天被杀了四次啊！”鲜正学说，就在第一次有人杀他的时候，被陌生人拦了下来，但过了一会就有人拿着马刀想杀他，还有人拿着枪顶着他的脑袋，一天之内，他4次从死亡线上回来。后来他才知道，救他的人是敌警务连副官穆占奎。被抓半年后，鲜正学逃出敌营，流落在高台附近，未能与部队取得联系。
1940年5月15日，鲜正学回到诺水河镇安家落户。回乡后，他积极参加农业生产，于1949年任村农会组长两年，1951年任二村民兵分队队长7年。2011年，就在中央相关部门采访他，向他了解高台战役的史实时，他才知道时隔近70年后的今天，他是那场战役唯一在世的幸存者。
在鲜正学家中，他是穿着一身当年的红军服装接受记者采访的，据他儿子介绍，老人平时最喜欢穿这套红军服，缝缝又补补，即使破了也不肯换其他的。这或许是一种身份的证明，又或许是对他红军生涯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