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盛世”的两位“强项”官员

 　　杨东梁

　　康熙、乾隆之际，在清代号称“盛世”，但在“盛世”的金字招牌下，官场腐败、贪赃枉法的事也屡有所闻。可贵的是，面对邪恶势力、不法之徒，也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且不畏权贵，有“强项”之誉。

　　所谓“强项”，是指做人、做官铁骨铮铮，刚正不阿，不对强权让步，不向恶势力低头。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时，就有一位名叫董宣的官员被称为“强项令”而名垂青史。其时，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府上的一个奴仆，竟仰仗公主权势，在都城洛阳白昼无故杀人。时任洛阳令的董宣当面斥责公主窝藏罪犯，并按“杀人抵命”的法则将凶手击杀。为此得罪了公主，但董宣坚持原则，不肯向公主叩头“谢过”。当被人强按头颅时，他仍两手据地，决不低头，故此被刘秀称为“强项令”。清朝也有两位堪与董宣比肩的“强项”官员，他们就是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臣甘汝来和谢济世。

　　甘汝来：爱民廉直

　　甘汝来(1684—1739)，字耕道，又字逊斋，江西奉新人。30岁中进士，授直隶涞水知县。涞水是个贫困小县，当时全县人口只有1.2万多人。经过清初的三次“圈地”，当地百姓几乎没有自己的耕地，且苛捐杂税多于牛毛，生活濒临绝境。而“旗民”(八旗民众)却仗势欺人，易佃增租，任意盘剥。康熙五十八年(1719)冬，侍卫毕里克(“侍卫”是皇帝的“随侍宿卫”。统领称“领侍卫内大臣”，官阶正一品。“侍卫”共分四等，官阶分为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不等)至涞水“驯鹰”，他以皇帝亲随的身份横行霸道，不但强占民房，而且纵使家丁殴人至死。百姓们纷纷到县衙告状，毕里克竟目无法纪，率人哄闹公堂。知县甘汝来不畏权贵，下令拘禁毕里克，并将肇事家丁下狱。又行文直隶总督，等候处置。但侍卫处(负责皇帝警卫的机构)得报后，抢先申诉，袒护毕里克，拘捕甘汝来，将其投入刑部大狱。翌年冬天，吏、兵、刑三部会同提审，准备将甘汝来革职，而毕里克仅拟罚俸了事。康熙帝了解事件真相后，将毕里克革职，甘汝来则免罪复官。从此，甘汝来爱民廉直之誉广为传播，声名鹊起。

　　康熙六十年冬，甘汝来调补直隶新安知县。新安东南有白洋淀，是皇帝行围猎鸟之所。每当皇帝巡猎时，当地百姓必须供应柴炭和船只，而主管部门往往借此勒索更多财物。对此，甘汝来不讲情面，坚决回绝道：“若刻剥小民以取悦上官，余死不为也!”上司面对这样一位刚直不阿的县令，也无可奈何，只得告诫部下，办事尽量避开这位“强项令”。

　　雍正元年(1723)，甘汝来升吏部文选司主事(正六品)，虽然品级不高，但他不逢迎上官，严格照章办事，颇获好评。任事仅九个月，就升任广西太平知府(从四品)。在赴任前陛见皇帝时，获赐雍正帝手书的一帧“福”字，甘汝来诚惶诚恐地表示：“臣外吏小臣，今日得睹皇上宸翰(‘宸翰’指皇帝的手书)，又蒙赏赐，此千载奇逢也!”雍正帝听罢大笑道：“你怎么说是‘小臣’?凡做官只论好歹，不论大小。你若做得好，即日就是大臣了。”

　　由于得到皇帝赏识，甘汝来之后在官场上可谓一帆风顺，仅过了两年就由知府擢升广西左江道(正四品)。不到半年，再升广西按察使(正三品)。雍正四年五月，擢广西巡抚(从二品)，成为掌管一省大权的封疆大吏。短短三年间，居然连升七级，真可谓官运亨通。乾隆帝弘历即位后，甘汝来做到了从一品的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并加太子少保衔。乾隆四年七月，甘汝来在衙署办公时，突发急病去世，年仅55岁。

　　甘汝来猝死后，大学士(正一品)讷亲因负责管理吏部事务，与汝来同衙办公，立即亲自送丧至其府第。进入宅门后见堂上有位老妇人正在缝缝补补，以为是家中仆役，立即说：“你赶快禀告夫人，相公已病逝于衙署。”老妇人闻听后痛哭失声，讷亲这才知道她就是甘汝来夫人，遂关心地询问身后事。在谈到家中遗产时，夫人拿出八两存银说：“此志书馆(甘汝来当时兼任《世宗实录》副总裁)月课俸也。俸本十六金，相公俭，计日以用，此所余半月费也。”一位一品大员去世后，家里居然只剩下八两白银的“余财”，这不能不让人惊诧。亲眼目睹这一幕的讷亲为此流下了眼泪。

　　谢济世：不畏权贵

　　谢济世(1689—1755)，字石霖，号梅庄，广西全州人。自幼为人倔强，十六七岁时应“童试”，因不肯跪地向学政呈卷，被逐出考场。但他并不泄气，继续努力，20岁中乡试第一名(解元)，24岁中进士。雍正四年冬任都察院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不畏权势，弹劾雍正帝的宠臣、河南巡抚田文镜，并列出十大罪状，称其“行同鬼蜮，性似豺狼”“恶贯既盈，怨声齐沸”。雍正帝大怒，将谢济世夺官下狱，同时还严究幕后“指使者”，谢济世凛然回复道：“文镜之恶，中外皆知。谢济世读孔孟书，粗识大义，不忍视奸人罔上，故冒死以闻。必欲究指使者，乃独有孔子、孟子耳!”最后被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谢济世对当时奉为圭臬、盛极一时的程朱理学是不满的，而程朱理学的核心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排斥程朱理学，无异是犯了为官立世之大忌，故此，已被发往军前的谢济世几遭杀身之祸。

　　直到乾隆帝即位，谢济世才被招回北京，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但他仍大胆向皇帝进呈自己非议程朱理学的著作《大学注》《中庸疏》，被乾隆帝斥为“谬妄无稽”而发还。乾隆二年(1737)三月，谢济世再上疏，批评乾隆帝用人不慎，朝令夕改，受到严厉斥责。乾隆三年，谢济世被授为湖南粮储道，仍继续刊刻与程朱相抵牾的著作，最后被收缴所注经书154本，刊板237块。谢济世的所作所为俨然又是一位“强项”官员。

　　乾隆七年冬，谢济世在湖南任上得知衡阳、善化两县知县多收税粮，以致民怨沸腾。他装扮成纳粮乡民，亲往调查。得知实情后，立即拘捕涉案的衡阳知县家丁、胥役，交长沙府审办，并参奏善化知县樊德贴。而这两位县令恰恰是湖南巡抚许容的心腹。许容遂派人向谢济世说情，欲加包庇。面对顶头上司的施压，谢济世不为所动，仍坚持原议。许容大怒，立即假捏罪名，伪造罪证，参劾谢济世“踰闲荡检，负恩溺职”，谢济世终被革职。这一冤案激起了湖南士民的愤怒，他们到处鸣冤，最终真相大白，冤案得以昭雪，谢济世改补为湖南驿盐长宝道。

　　谢济世屡蹶屡起，但终因自己的“强项”风格而为当世所不容，最后在56岁时被“勒令休致回籍”。

　　在封建专制的时代，某些有正义感的官员不顾后果，不计代价，敢于伸张正义，为民请命，其精神是可嘉的。但不管他们如何不畏权贵表现出“强项”精神，但在封建专制的体制下，终究不能冲破牢笼，也是看不到前途的。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专著及主编丛书10余部，发表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