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档案未公开内容及其使用

 　　侯中军

　　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关于整理顾维钧档案(或称“顾档”)的协议，2013年11月7日至2014年1月9日，我在美国纽约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研究，主要目的是整理顾维钧档案未公开的部分。

　　顾维钧，字少川，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生于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英文秘书，后任民国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南京国民政府驻法、英、美大使及联合国首席代表，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20世纪80年代，长达12卷的《顾维钧回忆录》陆续出版后，近代史学界曾掀起一波研究顾维钧的热潮，在涉及重大的民国外交问题时，往往会引用他的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虽然已经很详尽，但与哥伦比亚大学所藏整个顾维钧档案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据粗略统计，整个顾档的总页数当在40万页至50万页之间，真正为学术界所利用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其中，有57盒文件从未进行过整理，因此亦不为学界所知，本文的重点在于简要介绍这57盒未公开的文件。

　　顾维钧档案未公开部分概况

　　顾维钧档案是哥伦比亚大学所藏档案中有关中国部分的最大一宗，其中业已整理出目录的部分为224盒(据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网站提供查询目录)，未整理目录的部分为57盒。已经整理的部分，从1906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开始，至1965年关于联合国西南非洲问题文件结束，其中历经晚清政府、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直至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此部分目录系由Larry N.L.Shyu整理，并于1964年7月1日正式公布。自该目录公布以来，学界陆续有学者使用，并以顾维钧档案为基础研究近代中国的外交问题，这其中有部分是专著，但更多的是学术性论文。学界关于顾维钧外交思想及活动的研究，大多是以顾维钧的回忆录为研究资料的，对于达200多盒的顾维钧原档并未能充分加以利用。

　　未整理目录的57盒顾档文件，涵盖范围较广，档案及公文的形成年代大多集中于1930年至1950年代。除一般外交事务外，此部分档案有两大特色：一是保存有20世纪的两大国际组织即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文件;二是保存有顾维钧大量的私人信函。

　　例如，第1盒档案共有9个文件夹，主要内容系1937年、1938年国联关于中日战争的文件，内含中国代表团对国联决议的保留性声明以及顾维钧与各方的往来函件、中日关于停战谈判的情形等。此盒档案中有关于修改《国联盟约》的文件。

　　第2盒共有4个文件夹，主要系1936年、1937年、1938年顾维钧与各方函电，其中有关于设立石油公司的相关文件。

　　第3盒共有8个文件夹，时间跨度较大，从1933年到1939年，部分文件为法文;主要部分为国联文件，系如何引用《国联盟约》制约日本;亦夹杂有1938年中日战况的报告。

　　第4盒共有11个文件夹，时间跨度为1933年至1939年，部分文件为法文;内容涉及国联有关中国问题文件，中国向国联控诉日本使用毒气并轰炸平民是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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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价值及使用状况

　　已经公开顾维钧档案的基本内容大致分为7个部分，分别是顾维钧早期外交生涯档案、出使法国期间档案、驻英大使时期档案、驻美大使时期档案、海牙法庭法官时期档案、私人日记及其他，见贾钦涵《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馆藏“顾维钧文件”概况及其学术价值》。已公开部分的顾维钧档案自1948年以后所存文件价值相较之前，有较为明显的特色：存有大量国民政府外交部(包括国民党退台后“外交部门”)与顾维钧往来电文的原件及发电底稿。其中，关于战后美蒋关系的电文尤其珍贵。如关于战后美国军援台湾问题，学界目前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由于档案的缺乏具体细节仍不为人知。顾维钧档案所揭示的美国军事援助台湾的计划具体到了武器购买、国防动员以及预备兵役制的实施细节，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战后台湾的军事发展脉络是极为珍贵的材料。

　　未公开档案中，比较集中的部分是其各时期的个人函件，既有顾维钧个人及家庭事项，亦有人情往来及请托事项。与一般的外交档案相比，此部分档案中保存有顾维钧出任驻法公使及大使期间法国使馆的经费开支详细记录，这些记录对于了解民国时期中国驻外使馆的经济状况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关于使馆经费的账目是比较重要的部分。这些函件对于研究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及其与同时代人的交往，具有较高价值。此部分档案中还有大量的英、法文剪报，主要议题是欧美国家对中日战争的评论及关注，这些剪报大多已经进行了分类，并装订成册。

　　有关联合国的各类文件是这57盒档案的重要部分。该部分档案保存有从联合国初创到1950年代的历次大会、常务会议及分会记录，既有正式的会议印刷品，亦有会议上各国代表的提案，甚至包括各国会议代表的发言记录。这些文件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联合国初创时期各国对不同议题的意见，反映了联合国各项宗旨和原则确立的过程。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种文件亦有完整保存，包括代表名录、提案，中国代表的发言稿等。

　　顾维钧档案的重要价值虽广为学界所知，但在使用情况上并不理想。总体而言，与档案的数量及价值相比较，现有的成果并未完全体现出该档案的重要性。其中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以下两个原因当为客观原因中的主要部分：一个原因在于既有目录的不准确性;另一个原因在于哥伦比大学远处美国纽约，中国学者使用非常不便。关于顾维钧原有档案目录所存在的问题，笔者此次在调阅过程中有比较直观的认识，除年代与标题不一致外，内容与标题亦有较大出入，其卷标题往往不能涵盖卷宗的内容。由于时间限制，笔者只是抽调了其中部分档案，未能翻阅全部卷宗，但所反映的问题已经可概见。由于此部分卷宗数量巨大，精确的目录整理工作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整理及使用建议

　　对57盒未公开的顾维钧档案进行梳理后，目前已经可以概括哥伦比亚大学顾维钧档案的整体状况。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研究近代中国外交的丰富宝藏，但对于学界而言仍有诸多使用上的不便，为方便学界利用，现就此问题提出3点建议：

　　第一，鉴于顾维钧档案之于中国近代外交的重要性，而中国学界对其利用又很不理想，建议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将顾维钧档案进行数字化，同时购买一套完整的副本。

　　此项工作中国学界已经开始着手实施。笔者所服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启动了海外珍稀近代中国史料的整理与收集工作，并在今年正式成立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已经与哥伦比亚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对顾维钧档案进行数字化，相信，不久此项工作即可完成。(近日，“顾维钧档案数字化项目”的部分成果、《顾维钧与抗日战争》展览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举行。——编者注)

　　第二，组织相关的人员对未整理的部分进行细致地目录标注，以便学界尽快了解这部分从未公开过的档案资料。笔者在初步整理过程中，已经开始进行此项工作，待档案数字化后，再进行更为细致的整理工作。

　　第三，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对已经存有目录的档案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整理，完善档案的目录。

　　(本文选自陈红民、张俊义主编《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6辑)》一书，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16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