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人民的中国艺术人类学

　　方李莉

　　艺术人类学是上世纪80年代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一项研究方法，也可以称之为是一门学科，主要是以人类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的艺术现象。其经历了三个十年的变化。第一个十年可以称之为准备期，主要是翻译介绍;第二个十年可以称之为实践期，主要是借用这一研究方法做田野考察，研究中国本土的艺术现象以及与艺术相关的社会现象;第三个十年可以称之为成熟期。所谓的成熟期即开始建立中国自己的艺术人类学本土理论，同时研究方法和目标也趋于明确与成熟。

　　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特征及目标，这是笔者一直在思考的，通过思考我认为用“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也许会比较妥当。这是由费孝通先生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个词所转借过来的，这是1980年3月费孝通在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马林诺斯基奖的大会演讲题目。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百业待兴，学术界也一样充满着走向未来的热情与对过去的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中，费先生说了如下的一段话：“我从正面的和反面的教育里深刻体会到当前世界上各族人民确实需要真正反映客观事实的社会科学知识来为他们实现一个和平、平等、繁荣的社会而服务，以人类社会文化为其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就有责任满足广大人民的这种迫切要求，建立起这样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他还说：“我立志要研究中国社会到今天已有五十年了，科学的、对人民有用的社会调查研究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这就是我在题目中所说的人民的人类学的含义。”可以说，他的这一理想和这样的研究方式影响了整个中国的人类学界，同样也影响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

　　追根溯源，中国艺术人类学能够走到今天，与费孝通先生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因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就是由他建议的。其缘由是，费孝通先生在晚年，从早年关注的“志在富民”开始转向关注“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早年他关注“志在富民”是希望中国人能摆脱贫困，到晚年他关注的是中国人“富了”以后如何过上“美好的生活”。所以他说：“我所致力的还只是要帮助老百姓们吃饱穿暖，不要让他们饥了寒了， 这一点我可以体会得到。但再高一层次的要求，也就是美好的生活，这是高层次的超过一般的物质的生活，也是人类今后前进的方向，我就说不清楚了。但我能感觉得到，所以要把它讲出来，而且把它抓住，尽力推动人类的文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也就是向艺术的境界发展。”

　　他认为“美好的生活”就是向“艺术境界发展”的“艺术化的生活”。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只有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才可以担负此任。所以，老先生生前关心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也首先是从关心人民的生活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的，这与他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目标和理想是一致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费孝通先生的许多学术思想是非常高瞻远瞩的。如他所说的，社会将会进一步向艺术的境界发展，因此，艺术化的生活会成为未来人们努力追求的方向。他当年讲的话，在今天的确成为趋势了。笔者也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文章中曾提出了“审美性的现代化”的问题，并认为，“审美性的现代化几乎成为了后工业社会的某种标志，而审美日常生活化也成为许多哲学家和美学工作者热衷的话题”。笔者关注到这一问题，也是在景德镇和“798”及宋庄的田野考察中意识到的，但回想起来，费孝通早在十几年以前就提出了这一问题。

　　另外，针对这一问题，他还谈到：“我们现在应当讲的还是科技，是讲科技兴国。但我们的再下一代人，可能要迎来一个文艺的高潮，到那时可能要文艺兴国了，要再来一次文艺复兴。”当今，费先生提到的“文艺复兴”气象也已经呈现出来。近年来在笔者以及笔者带领的课题组的考察中，已经看到全国许多地方如景德镇、宜兴、镇湖、莆田等都已经出现手工艺复兴的现象，而且这种复兴并不仅仅是由当地艺人所主导的，而是由许多外来的年轻的艺术家们与当地艺人共同主导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具有艺术象征符号的手工艺品具有广泛的市场，也就是说，当代的人们正在利用艺术符号以及艺术象征体系在复兴中国的传统艺术及传统手工技艺，进而达到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笔者认为，这一传统中华文化的复兴，并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而是“重新挖掘我们传统中的有用基因，在当代的土壤中培育出新的文化”。

　　费先生还说：“现在我们人类的文化要发挥精神上的享受，发挥情绪上的感动，朝着这条路线走，最终还是要走到一个艺术的世界里去，这就是人类最终的追求。我想，这就是人类文化的最后导向，导向美好世界的追求，这也就是你们艺术家要出的力量，要指导文化的发展。”在这里，他向艺术家提出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参与社会导向美好世界的追求。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当今社会，艺术家不再只是一个远离社会进行独立创作的群体，许多艺术家都在积极地参与新的社会建构，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出现了新的艺术区。这些艺术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生态，还带动了其所在地的文化和旅游产业，不仅如此，还有许多艺术家参与了当代的乡村重建工作。在民国时期这是由像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一些关心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而今天却成为了艺术家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在参与的一种新的广泛的社会实践。

　　以上的这些与艺术有关的现象都需要有学者参与，并进行研究和梳理，为国家的发展提出新的思路和新的理论框架。如果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者们参与了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田野考察，我们就是进入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研究道路。因此，笔者认为，今天我们对费孝通先生的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梳理是非常重要的，其让我们看到，由于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引领，中国艺术人类学一开始走的就是“从实求知”的田野之路，走的是“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之路。

　　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发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号召，“美丽中国”要有“富强中国”作为基础，还要有美好的生活情趣与美好的生活形式来彰显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来体现新的中国式创造性的文化生活。正因为如此，笔者期待，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将会在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总结和独特贡献。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